|
?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家克罗齐这句名言从民初以来就常为中国史学学人所引用，近年在史学论著中出现尤其频繁；如果要统计中国学者引用外国史学“语录”之频率的话，克罗齐这句话很可能要列为榜首，至少也名列前茅。这一观点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有多么广大，自可想见。 ?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以下简称《天朝》）一书，就很能体现克罗齐这句话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该书作者茅海建君本来的愿望是想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即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主观愿望和识力在我们目前的史学界并不多见，实属难得；但依我一孔之见，作者在这方面的实际努力似乎不能说完全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或者在于有些茅君自认为是鸦片战争“当时的观念”，倒很像是我们当代的观念；而茅君解释时所合的“情理”，不少也仍是我们“当代”的情理。其结果，该书的“解释”部分，很多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 ? 从方法论的层面看，茅君从主观上已注意到文本（人与事也是文本）的时代性及置文本于其时代语境之中的必要，他也对文本做了大量的史实考订和重建工作（在此方面应该说超过了前此所有的相关论著），但他对语境部分却过于依赖既存的成说，从而造成将经过重建的文本置于几乎未经考订的“语境”之中这样一种部分脱节的畸形结果。有心栽花而花不开，亦良有以也。 ?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时的观念”或语境本身，是否也需要重建呢?今日言语境者多存一似乎不言自明的预设，即语境是现成地摆在那里，只需参照即可。实际上，在很多情形下，语境本身首先就需要重建。陈寅恪先生在论《哀江南赋》的诠释时指出：历代解释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三升体育平台子山（庾信字）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则很少涉及，实不具陈先生一向提倡的“了解之同情”。这正是因为他们“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出；而于当时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而“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对诠释者来说，“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断限。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必须要考定某事发生在作者的时代，且须具体到发生于作者特定的立说之前，又要推得作者对此事有闻见之可能，可用入其文章，然后可以用以诠释该作者之文。 ? 可以说，古典与今典都是我们今日所说的语境的组成部分，而且也都需要不同程度的重建工夫。只有在重建语境的基础上，才能据之以诠释文本，也才可能接近昔日立说者或当事人的直接动机及其特所致意之处。 ? “今典”说无疑是20世纪以考据为基础的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一本世纪中国史学的创造性发展，老实说我们继承得很不够。据我所知，茅君本人就曾受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先生晚年在那里执教甚久。茅君那注重“当时观念”的初衷，或者就是间接得自陈先生的风教，亦未可知。但他在实际研究和写作中，倒放电影的倾向比较明显，造成全书浓厚的“当代史”味道，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诠释”。 ? “倒放电影”的手法自有其好处，由于结局已经知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事件的重要性。鸦片战争正是这样的事件。如果据后见之明，仔细分析当时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关键性的发展（即何以不能认识到事件的历史意义），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应能有较大的启发。茅君在这方面颇能言人所未言，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详后）。 ? 但“倒放电影”的手法也有不好之处，即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天朝》一书的结构安排体现出非常清晰的思路，但几乎所有史实都指向（恐怕作者早已得出的）同一结论，多少使人疑惑历史是否会这样逻辑的发展。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合逻辑，就越接近原初的动态真相。史家在重建往昔之时固然都要排比史料，以避免枝蔓，西人的史著也特别讲究主题鲜明，但重建出的历史竟然都朝着一个方向走，似乎也太干净利落；虽然清晰，总觉得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史实被剔除后，是不是有点失真? ? “倒放电影”是今日史学界的共同现象，但茅君的本意正在突破“成规”，却仍未能完全跳出窠臼，这是特别值得惋惜的。究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个人的先入之见太强。茅君最大的先入之见，即他笔下的“天朝”二字，实暗带揶揄之意，每次出现，都存贬义。他的诠释，常常先存黑白分明的价值判断，有时问题还未提出已先有结论，实无需回答。如说邓廷桢本“天朝”中人，故对敌情不能有与其他人不同的（即正确的）判断（第162页），便是一例。但如果已决定了“天朝”的判断不可能正确，则该书以四十多万字的厚重篇幅来论证这一事件，实不知其意义何在。 ? 又如述该书宗旨即分析中国决策者“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根据即该书的一个基本预设：对天朝而言，鸦片战争本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第25页）。全书的许多判断，特别是对清朝各级官员对策的得失，正多从这一预设出发进行评判。盖只要“主战”，即已选择了错误的大方向，以后当然只能是“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了”。可知这一问题是在先有答案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更常规的取径，或者应先讨论他们究竟“是否”犯了错误。 ? 实际上，中国必败这一预设也是可以讨论的。或者是因为作者长期从事军事史的研究，故对武器装备战术等具体军事能力特别注目。但是，在19世纪中叶的军事冲突与对抗中，战术与武器等因素的作用是否像在近年美伊战争中那样具有决定性呢?鸦片战争之后又80年的北伐战争，就是武器装备落后而更不怕死的一方最后取胜，即已提示了另一种解释的可能。 ? 这实际牵涉到近代史上一个至今未被清楚解答的基本问题：近代历次中外冲突与对抗中，中国对外真是不能一战吗?茅君已指出，鸦片战争中设防最弱的镇江，由于抵抗最为激烈，使英军损失最大，为“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伤亡的总和”（第443页）。同样，甲午中日战争时，因台湾抵抗最激烈，日本在此一地的伤亡就超过其整个陆战，而两方面的战术和装备实不能比。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结果会有所不同呢?这里的关键其实还不在甲午或鸦片具体一战的胜负，而在于可使日本人或英国人认识到战争的代价，从而影响其今后的决策。其实，茅君在全书结尾处也曾指出，当时中外力量的差距比后来要小。以鸦片战争时中英实力与抗日战争时中日实力对比，既然后者能取胜，前者取胜的可能性难道不是更大吗? ? “倒放电影”手法的一个副作用，即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要评判对与错时，最容易有意无意中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一判就“错”（其实我认为“对错判断”本不是史学的任务）。盖昔人本无后来的知识，也无此类观念和动机，又何来在此基础上的对与错呢?如果以后起的观念去诠释昔人，有时便会出现朱子指责的“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的现象，主动去“捉”昔人之意图。 ? 茅君有时正是这样，以类似古人“增字解经”的办法，先提出鸦片战争是一场应该举国参与的战争（第164页），然后指出清政府未能做到这一点，并指责道光帝（及群臣）没有“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但是，茅君已指出清政府面对的是“陌生的敌人，全新的问题”。一个并非未卜先知的中央政府，当一个来自其极不了解的地方也并不知名的“夷狄”对遥远的南方边陲进行侵犯时，如果做出举国参与的决定，不是更不像清代中国人的作为吗?显然，茅君要求的所谓“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正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眼光。实际上，如作者所考察，清廷为应付此事，已动用远至西南西北的兵力，速度（以当时中国标准言）也不可谓不快。但基本上，清廷并未将此看作命运攸关的大事（观其对此与后来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就可知）。 ? 同样，茅君常常先给道光时人布下“近代”的任务，然后据此指责许多清人。比如琦善，就有“近代外交”任务，但却“没有近代外交知识”，不像“办理近代外交的模样”（第181页）。问题在于，对于琦善来说，他所办正“当代”之事，又哪里来什么“近代”?由150年后的人据后见之明来提出当时举国之人思虑不及的任务，这仍是先有答案后提问题的手法。时人所思尚不及此，全不知后之学者笔下会有此“历史任务”的出现，试问如何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不知150年后的人对史学研究有何见解，但如果他们据那时的史学观念提出任务，然后据此以我辈（含茅君）之论著检核之，实难知我辈完成这未来任务的成绩可有多大。若立身处世不是据所处之时世的标准，而要力图符合150年后之人可能设立的未来标准，试问我们今日怎样生活?又怎样研究历史? ? 这一倾向最明显之处是在书的结尾部分，茅君为林则徐提出了两个“应当”，而其要义，不外超越时代。因为，“是历史提出了这一标准，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偾事。林则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错误”（第578页）。更有意思的是，茅君指出魏源等人的思想对其同时代人来说已明显超前，故此“孤独”而难有共鸣；但他们的思想又“未能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高度”，实为中国之不幸（第581页）。这就是说，魏源等人的思想已超前于所处之时代，却“落后”于“历史所要求的”时代!至此，当代史的倾向已发展到极致。 ? 我不知道茅君的“近代化”如何指谓，以我个人不广的见闻，把现代化提到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这一高度，在20世纪也是到70年代才确立下来。换言之，这一“历史使命”不过是近年才为国人所明确认知，百多年前的林则徐及其同辈、儿辈、甚而孙辈，又何能梦见。茅君自供说，“本书的主旨”即“从今天的角度去探讨150多年前那次战争的意义”（第24页），故全书基本是以“今天的角度”来评判19世纪中叶的人物，结果常出现诸如“看不到我们所希望的新气象”这类指责。这里的“我们”和“希望”都很值得注意。显然，“历史提出的标准”其实就是茅君自己的标准，他不过在代“历史”立言而已。 ? 历史未能按“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正是茅君最觉不满之处，也就是他眼中的琦善及其他人“错误”之所在。近代中国的种种不如意事显然深深触动了茅君，他说了一段半是题外的话：“那是一个让今人感到羞愧、厌恶和耻辱的黑暗时代”!（第313页）茅君写作此书时的基本心态，跃然可见。鸦片战争以来，国耻的感觉深深压在好几代中国人心头，茅君也不例外。爱之深则责之切，故在他看来，“即便如三元里这样的昙花一现的光明境界，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本身的许多缺陷”。而消除缺陷的前提是正视缺陷，后者即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 但或者因为他努力“正视缺陷”的作圣之心太重，这种“羞愧、厌恶和耻辱”的情绪无意中会压倒史学的戒律，致使茅君对昔人虽有返其旧心的初衷，有时仍跳不出宥今以衡古的时弊，对史事的处理偶尔便出现“口吐真言”式的判断。 ? 茅君三升体育平台近代民族主义及保家与卫国之区别的立论（第309—313页），就是一例。他提出的三元里人抗英时心里只想家而不想国这一论断实不啻无米之炊，盖其并无坚实的材料证明之（茅君确曾举出其他地区百姓甚至向英军出售粮草的实例，但这并不能转证三元里人，因为别处百姓并未起事，恰是三元里人起而抗英）。从一般的史识推断，茅君的观察应大致不差。但史学研究要立论便需要实证，无证立论，便犯了傅斯年所说的“以不知为不有”这一“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实际上，凡史料不足以肯定一事时，应该说也就不足以否定之。 ? 关键在于，如果将保家与卫国的区别落实在当事人当下的心态上，中外历史上大量“爱国”的范例恐怕都可以打个问号。鸦片战争导致了“天朝的崩溃”是150年后的茅君经过十余年的研究才得出的结论，彼时全国之人并不作此想，三元里人也不至太超前于时代。当一场家乡附近的（局部）战争并未危及国之存亡时，要起而反抗者心里预想着国之存亡，似乎太强人所难。以茅君的标准论，三元里人实际上已注定了不可能因“爱国”而起事，也就不可能是他所谓的爱国主义者。作者竟然费了许多笔墨去论证这样一个答案已前定的问题，岂非多余! ? 但是，如果不像章太炎说蔡元培那样以欧美眼光看中国问题，而是从中国文化体系这一框架来考察，许多问题便不那么曲折。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国人其实本来就不太讲抽象的“国家”。儒家主张超越的道，法家强调居位势的君。“国家”不一定置于第一，是传统中国与近代西方在政治理念上的一大区别。汉代独尊儒家（实则儒法合流），士人以天下为己任，这个“天下”是文化意义为主的，包容了道、人民、国家等诸范畴，显然超越于单独的国家之上。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为保卫祖国而死，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死君事，是大得赞许的。而其高明处，则不仅仅是像今人理解的那样捍卫了国家利益，还有一个在此之上的“取义成仁”的个人道德完形。 ? 茅君注意到三元里人的“民族主义”不外传统的天下观念和夷夏观念，颇有所见。但他顺口就说时人以为“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实不知从何说起（书中提到类似观念有数处，均无出处，可知是当做人人认可的“通则”来应用的。但我翻检从先秦至清代中叶的有关论说，却找不到此说的出处，还盼茅君能开我茅塞）。今人（特别是治中国近代史之人）讲夷夏之辨时每好效法西人转拾梁启超牙慧，说什么古人以为“中国即世界”。然而，夷夏格局要有夷有夏，然后可“辨”；若中国即世界，是“夷夏”共为中国呢?还是“夏”为中国?若取前者，对新老之“夷狄”的不平等态度便与此“世界观”无关。若取后者，则在“世界”之外的“夷狄”又是什么界?故“华夏中心说”或者有之，“中国即世界说”实未必存在。而且，夷夏之辨本是以开放为主流的，许多时候夷也可变为夏（反之亦然），故中心与边缘是可以转换的。 ? 清季以至民初中国读书人虽因不断的国耻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但最终还是暗存一种“道高于国”的观念。总向往一种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大同”境界。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欧洲和亚非大部分地区民族主义的一大区别。可是，茅君却认为，产生于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特征，便是国际观念”（第309页）。“国际”当然比“世界”更注重“国”，但茅君这里的“国际”，正是接近于“世界”（即与“国”对立）那一面的意义。可惜茅君并未列举西方民族主义这一特征的出处，我倒有点怀疑他是否是从其所列举的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思想中的“中国特征”那里反观出了这一“西方特征”。 ? 茅君敏锐地观察到19世纪中叶的“天朝”中人有着一套与今人源自近代西方的观念“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为‘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第482页）。这一洞见是过去许多研究者所见不及的。但是他马上又从史学家的立场上移位，立即做出近代中国人恰因此不同的观念而在外交上举措“大谬”这一价值判断，此判断的基础实即并不承认19世纪中国的价值标准与西方的“平等”。 ? 如果能返其旧心，从传统的夷夏之辨角度考虑，那时的中国人接受许多今日看来是不平等的条款（如治外法权，这样可不以夷事烦扰天朝官吏）并无困难，有时还颇为主动。如果说中英条约谈判时中方提出此项内容是“上当”，在随后的中美条约谈判时，美方主动提出由中国官方负责在华港口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等（针对的是英国的海上霸权），道光帝的御批仍是“断断不准”。其实，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中外条约，特别是那些不平等的具体条款，如最为人所瞩目的治外法权等，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实质性伤害并不见得特别大，对外国人的保护也远没有一般认为的那样有效（最能说明问题的，即整个北伐战争期间，唯一在中国活动频繁而又没有人员伤亡的主要列强就是在一次大战后失去了治外法权的德国）。 ? 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订立，更重要的毋宁是开创了一种中外交涉的“方式”。这才是真正最不平等之处。这种方式说得简单点，就是炮舰出条约，而条约代表胜者的意志。所能谈判的，只是反映胜者意志的程度而已。从更深层次言，这种订约方式在东亚确立了西方外交中的双重标准，即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西人可以不按西方自身的价值标准行事。从《天朝》一书随处可以看到，道光帝觉得最不能忍受的，也正是这种不平等的方式。此后中外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和修改以至取消这一方式的长期斗争。翻开20世纪上半叶中外谈判的档案，处处可以看到双方所争的常常不是具体的利益，而往往是中外交往应奉行怎样一种“方式”。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竞争。那时的中外谈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来极细小的问题而搁置。就因为对谈判双方来说，这些细小问题都有着深远得多的文化含义。 ? 同时，这样一种以西方常规价值观念看也属不平等的中外交往方式既然由（鸦片）战争而确立，实际上意味着条约的修订或废除，也只有以武力为之或以武力为后盾的情形下为之。此后列强扩张权益的历次修约或订立新约是如此，中国方面亦然（中国首次主动废约是在战场上已能使用飞机的北伐之时，就是显例）。这样，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不仅开启了一个时代，也无意中设定了结束这一时代的方式。此时三复马克思和恩格斯于鸦片战争后不过几年（1848年）的名言：西方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共产党宣言》）不能不佩服他们过人的远见。 ? 的确，不论鸦片战争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中国人心目中以何种形象留存，不论中国人在其集体历史记忆中以怎样的方式（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无意地）强化、淡化、甚或再造一个特定的“鸦片战争”，这次战争给中国人的鉴戒是广泛而深远的——其广度和远程也许还不是150年后的我们所能完全领会的。因此，三升体育平台鸦片战争的诠释本身很可能也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天朝的崩溃》无疑是一部掩卷仍令人反复思考的力作。坦率地说，这样的史学著作现在并不多见。 ? 该书最主要的贡献，正如王庆成先生在评语中所指出的，在于作者详尽考订并重建了与战争相关的大量基本史实。军事面相是历来鸦片战争研究的薄弱点，却是《天朝》一书的强项。而茅君所为又是一种广义的军事史：从武器装备、防御工事、兵员训练，到战术的运用，从后勤、兵力动员、兵员调动，到军费的来源、筹集与分配，更涉及交战国可用于战争的经济实力、负责运筹帷幄人员的心态、他们的战争观（从文化层面言）、战术观（从军事角度言）等等；这些面相在过去的鸦片战争研究中或被忽视，或语焉不详，但在《天朝》一书里却得到充分的展现。 ? 茅君注意到清代中国军队的基本职责是内卫，即以防民为主（第51页）；处于这样一种社会定位的军队，自然不很适应对外战争。从更广义的文化层面看，书中所引的一位西人在1836年说的话是很有启发性的：当今“评价各种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最正确的标准已是“每个社会在‘杀人技术’上的精湛程度”。作者在引用此段话后指出，西方始终把这方面的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而中国则反是（第47页）。依我的陋见，中西军队的社会定位不同，特别是19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化偏于尚文而西方文化偏于尚武（皆相对而言），正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一个关键。 ? 全书重建的作战史实，绝大部分是不易之论。作者从整体战争的观念出发，对清廷在全国范围内跨越调动五万余兵员及因此而必需支出的巨额军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史实重建，为理解今人或觉奇异的许多清廷的因应措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战术层面，茅君指出了清军的许多部署都建立在对英方意图的错误判断之上，且失败后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训。如关天培的整个防御部署都建立在英军舰要闯关这一假设之上，而英军恰好采取了中国人意想不到的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结果中方预设的防御长处其实成了短处（第223页）。特别是茅君反复强调了英军的陆战能力极强，不仅战术远超过清军，且其不怕死也给道光帝以深刻印象。过去一般的印象是英人恃其船坚炮利，长于海战，茅君不仅证明这是一个不实的认知，而且指出了这一认知正起源于战争的当时。 ? 按我们通常的观念，鸦片战争既然在远离英国的中国海岸进行，中国人至少在距离上占有优势。但《天朝》一书证明，不但英国的东南亚殖民地距中国甚近，大量武装力量可就近从印度调来，比清廷从云南贵州调兵快得多；就是从英国首都伦敦到澳门的时间，由于航海技术的先进，也与中国人从北京到广州的时间相差无几，都在两个月左右（第326页）。这一意义当然不仅仅在军事实践之上。从心态上看，在伦敦的英国政府领导人处理鸦片战争事宜的“观念距离”与在北京的中国政府中人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对英国政府没有我们意象中那么远，而对中国政府也没有我们意象中那么近。如果“距离”与事件的“重要性”存在某种联系的话，这一意义上鸦片战争的“重要”对双方政府也是差不多的。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双方政府对战争的重视程度当不无益处。 ? 就战争史实的重建而言，茅君给自己提出的要为治史者提供素材的基本目的已完全达到（这当然只是作者的客气话，他原本的目的，实远不止于此）。但战争史实的重建只是《天朝》一书的一个强项，遍及全书随处可见的更有许多发人深省的洞见。洞见来自通识。有通识然后凡事能见其大，每一历史细部无不表达出超越于具体事件的意义。该书的一大特点，就是视野宽阔。一般而言，史学研究题目可专，眼界一定要通。眼界通而后可从上下左右各面相去观察分析具体的事物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见到其时代意义；并及其言外之意，看出每一具体“事件”背后隐伏的当事者的时代关怀，及其蕴涵的更广远的文化意义，包括处于动态的时代潮流风尚之演变（变自何来及往何处去）和变化不大的静态文化结构。 ? 茅君仔细论证了鸦片战争期间“所有的主‘抚’官员无不从主‘剿’转变而来”，这就澄清了过去将清朝官员两分为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做法是缺乏史实基础的，而以前据此做出的相应评价也就成了无根之谈。更有意义的是，作者细心地体察到当时的官员要向“逆夷”屈服，“思想上必然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他进而认识到，对外的“抚”字在鸦片战争初起时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让步，而到19世纪末几乎已成“降”的同义词。故“抚”这一政治术语在中国近代的含义变化，“也大体反映出清朝在世界中的地位变化”（第424、242页）。这样，一个传统术语含义的演变，就成为茅君从文化的深层结构研讨近代中外关系之“眼”，由此入手，滴水中折射的太阳就呼之欲出了。 ? 又如，清代士人在鸦片战争失利后，其批判的锋芒所向只及琦善，却并不指责实际负全责的道光皇帝。对此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封建专制”，而茅君却看到这并非仅“出于思想上的压制，却恰恰出于思想上的自觉”（第17页）。清代士人下意识的自律自抑（self censorship）现象渊源广远，至为曲折复杂（可参王森的研究）。茅君对此问题虽未展开，但已显露出深刻的识力。可知作者读史料并非一扫而过，即使与该书主题所涉不很密切的论断，也多经过用心思索。 ? 一般研究近代史的人都很强调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的勇气及在了解西方情形方面的实际贡献。但是，很少有人像茅君一样注意到，中国人当时最感困惑的外国地理问题，恰恰并不需要再怎么“开眼”：且不说明代已有包括地理学知识的西学传入，康熙时传教士南怀仁按西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便一直在紫禁城宫中（第430页）。近代中国士人（特别是在宫廷服务的士人）可及的思想资源中，明明有三升体育平台西方的知识，何以林则徐、魏源等人要舍近求远?如果说林、魏等人所能接触的明代刻书有限，道光帝又何以会舍近求远，反向疆臣问夷情?而当皇帝的兴趣已经明确时，身边的侍读近臣又何以会无人想得起宫廷书库中尚有此类藏书?清代文字狱并不曾祸及西学，从明到清（康熙以前）传入的西学是怎样无意中就在士人的记忆中由淡而无?这一历史记忆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问题。 ? 同样，一般人都很注重早期魏源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但茅君却观察到，林则徐在当时得到众人的拥戴，主要是因为他表现出与“逆夷”不共戴天，而并非如后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因为他“知夷”或“师夷”的工夫（第18页）。这正是作者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的成功之处。今日许多研究者已注意到“师夷”这一观念在提出时并未引起时人充分注意，而茅君的眼光并不仅限于他所侧重的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间，他还注意到后来左宗棠那一代人读了《海国图志》时产生的“心灵的沟通”。这就从时人心态的角度提供了“世变”的消息：中国的社会心态到左宗棠那一代人有一个大的转折。心态转变之后，以前不怎么引人注意的观念就突然有了市场，故得以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 ? 全书最有新意的一章，我以为或者要属结尾对此次事件所涉人物的“清算”。从事后相当时期内的发展演化反观所研究事件蕴涵的深意，这一手法的确别具匠心。这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考察问题的方式，在国内外鸦片战争研究中实不多见。实际上，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只有从其上下左右去考察，才能得到与历史真实相接近的认知。我们一般事件史论著的结尾，多为“意义”和“评价”一类。然而，一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恰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露出来。过去史家爱说“盖棺论定”，其实“盖棺”只意味着人物或事件本身不能再有发展和变化，而后人对此人物或事件的认识，正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比较客观和深入；而“论定”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今日许多史家且根本不认为可以“论定”）。这一点，许多人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但至少国内尚少见有人将此认识实际运用到事件史研究之中。 ? 不过，茅君的清算仍是先代历史立言、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提出“任务”，然后据此任务一一清算时人，结论是他们都没有“完成任务”。其实，如果放弃这150年后给出的任务，返其旧心，仅以当时人的思虑为标准，我们就会发现，茅君“清算”后的结论，与他的基本预设不合，而是指向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诠释：当时并没有出现茅君所谓的“全国紧张”，鸦片战争的重要性甚至战争本身也未得到时人的重视（这样不重视的“对”或“错”，是另一问题）。正如茅君观察到的，那时的中国朝野“根本没有把‘天朝’以外的一切放在眼里”；战争的惨败也并未引起茅君认为应当发生的“震荡”；整个中国朝野在战后基本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第89、560、578页）。 ? 中国有句古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胡适曾据此提出一种历史观：许多足以开新局面的事物，“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陈寅恪后来也指出：“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前面说过，历史未必是逻辑式的发展。根据茅君考察的结果，是否可以说，鸦片战争是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许多事物都因此而开始走向（最后可能是质变或全盘变化的）转化，惟在此转变中的当局之人却尚未出现明显的转变。也就是说，在这一历史转折初起之时，人的转变最慢也最小。这个看法，不知茅君以为然否? ? 孟子曾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蒙文通先生据此提出读史要能把握历史变化的大转折处。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言，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但近代中国的转变与延续虽有隐有显，却是同时并存的。如果没有通识，就容易忽略事物延续不变的一面。茅君显然着意于同时考察历史的断裂与延续两方面。他既强调了鸦片战争变的一面，也注意其不变的一面。这样的通识也许来自他跨越了几个历史子学科，从技术史、军事史、政治史、文化史及心态史等多角度考察分析鸦片战争这一事件，或者可以说是尝试了一种在历史大学科范围内的“跨学科事件史”研究方法。从长远看，这一尝试本身在史学方法上的开拓意义，恐怕还在该书对鸦片战争研究的直接贡献之上。 ? 概言之，《天朝的崩溃》一书具有在今日已很难见到的坚实的史实考订基础，这是任何一本要想放得长久的史学著作必须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该书已具备成为一本在21世纪持续存放相当长时期的史学精品的基础。作者有返其旧心的初衷，若能做到“不思近世”，即尽量缩减当代史成分（包括某些纯粹“移情”式的推论），在分析诠释层面进行适当程度的修订，当可更上一层楼。掩卷之后，我有理由大胆断言：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者都不能绕过该书。 ? 作者附识：这一书评写于茅书出版后不久，现不揣粗陋，印出以就教于同人。倘茅先生或当世方家肯不吝指教，则幸甚。 ? 1999年1月8日于四川大学。 ?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99-3]作者信息 作者：罗志田 简介： 学术中国 版权所有 Copyright(c)1999-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 ? ? 得失之间:读《天朝的崩溃》之随感 ? 当我第一次读《天》（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7年）的时候，心中是满怀崇敬之情的；而再次展卷细品时，我却与茅海建先生一样，陷入了深思之中，不同的是，我所考虑的是《天》这部著作的一些相关问题。 ? 首先应当谈一下《天》这部著作的一些优点： ? 一、 史料翔实。这一点其实不用赘述，翻翻书的最后几页（P587—P596）我们便知道茅的用心良苦。他可以说几乎用尽了所有可以查阅到的相关史料，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这是茅的一贯风格，充分的占有史料，通过考辨、参照、互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反映出他扎实严谨的学风。这在他后来于2002年《近代史研究》4—6期上发表的《戊戌政变前后的考证、互证······》文中也是颇有体现的。 ? 二、 专业的军事理论和真切的亲身考察。茅海建是军事史出身，这对于他研究鸦片战争史来说是很有优势的。这在《天》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起初的虎门之战，还是后来的厦门、镇海、吴淞等等战役，茅都能从军事学角度分析战斗双方的部署安排，战略战术以及在战斗过程中的具体细节问题，这是一大进步，因为以往的有关叙述往往流于空泛，只是大面上一讲，具体内容便是作者们力所不能及的了。同时茅还亲自到当时的战场作实地考察，在书中附上了许多战场的剖面图，这一方面能够加深战争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史书、回忆录等记载上的错误。 三、 笔法上有新意。这里我想谈两点：第一，在《天》中，作者的写作语言生动耐读，环环相扣，颇有点儿小说的意味。这也是茅一贯坚持的写作手法，他曾写作过一本名叫《苦命天子——咸丰奕詝》的书，他在前言中就提及历史著作要大众化、普及化的想法。第二，在叙述方式上，我感觉茅的创新也是较大的。以往的很多史学著作涉及鸦片战争时，人物写作上要么就突出几个人物，其他一笔带过，少有笔墨，要么采用类似三明治式的叙述方式——满清大臣和英国人在两侧，中间加上倒霉的道光帝，或者干脆是大饼式写法，一边是满清政府，一边是英国政府。而《天》在写作时就打破了三明治式和大饼式的束缚，采用了吃糖葫芦式的手法——一边是糖葫芦，各个重要大臣和一些地位卑贱但作用明显的人物如同一个个沾好冰糖的山楂，而道光皇帝就是那根用来串连糖葫芦的竹竿，他们之间通过天朝的君臣关秀联系在一起。而英国人就如同一个爱吃冰糖葫芦的顽童，将一个个山楂吞下，最后只剩下道光一根光杆。当然，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大臣都是因为“剿夷”不力而被道光罢免的，是由英人促成的。茅在人物叙述上可谓是不惜篇幅的，人物刻画鲜明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同时人物也可以说是该书内容构成的主体要素。粗略统计，按照时间顺序，茅一共较为详细的描写了25人（琦善、道光帝、林则徐、黄爵滋、义律、邓廷桢、伊里布、懿律、张喜、关天培、杨芳、奕山、余保纯、颜伯焘、裕谦、璞鼎查、余步云、奕经、刘韵珂、耆英、牛鉴、海龄、黄恩彤、拉萼尼、顾盛），这的确是过去以事件为写作重点的著作所不能见到的，这真的可以说的上是一大尝试。 ? 四、 注意采用反思的态度。从书的绪论开始，茅就为本书定下了基调：提供错误(P25)。他在文章的写作当中，有意识的加上一些议论性的文字，从而试图祛除人们心中民族情结和道德批判的笼罩，换历史一个真实，这是很有新意的。 ? 当然，通书读罢之后，脑海中又泛起了一些新的认识。现就对《天》中的一些瑕疵或疏漏（我个人认为）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 一、 史料运用上的一点意见。尽管茅采用的史料不为不全，不为不多，但是还是有所遗漏。胡滨先生曾在生前翻译出版过《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下两册书，里面有很多资料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同时胡滨先生生前整理的《英国蓝皮书》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些资料茅先生都没有加以利用。我想这些资料并不难找，而茅却不加理会，令人不解？ ? 二、 历史事件的叙述上略显单薄。由于茅书的写作特色是刻画丰满的人物形象，所以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多采用人物牵线的手法，比较常见的套路是：某年某月某日，天气如何，某大臣走出某个宫殿或是大门，向某地进发。或是：作者在某个档案馆抄资料，追述这个地方或者是史料的历史，从而引出下面的叙述。再者便是：某个战役结束了，某某某被撤，某某某作为新一任钦差大臣到任了。这样写作的确能够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可以从形式上保持行文的连续性。然而，茅忽视了大背景的介绍，他过于注重纵向的线性叙述，然而在横向的比较、阐释上略显单薄。 ? 三、 人物塑造评述上深度不够。虽然茅在四十多万字的著作中着力描写了30个左右的人物，各具特色，但是真正从历史价值上说，在这众多人物中，我感觉除了为琦善摘除“汉奸”帽子和将林则徐请下神坛这两件事值得称道，其他人物的刻画除增加了不少史实和纠正了一些误解外，没有太大的突破。 ? 四、 理论使用上有欠缺。茅把本书命名为《鸦片战争再研究》，意图就是为了反思历史，打破民族情结和道德批判的怪圈，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鸦片战争。但是，既然要反思历史，不仅要站在尽量客观的立场上，而且还需要历史理论的指导，单一的纯客观写作加上一些评论性的话语是不够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茅在书的开始便采用“倒放电影”的手法，这样就很自然的隐含着一个事实预设的成分。即答案是众人皆知的——天朝在英人的冲击下开始崩溃了。而往后的叙述仅仅是对这个答案的阐释和完善。这种单向性的历史写作方式势必会在有意无意间忽略掉很多史实，我想问一句：这种写法会不会让这部倒放的“近代电影巨作”变得走型、失真呢？《天》通篇基本上通过翔实的资料将鸦片战争的经过又再述了一遍，考证纠错功夫下足了。但是这只能告诉人们一个问题的答案：“落后就要挨打”，但是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天》中找不到。作者试图为人们解开民族感情和道德批判这两个纠缠百年的心结，但是仅靠努力的还原历史是不够的，这需要站在更高的理论高度上来进行分析。这方面我感觉茅做的还是有欠缺的。 ? 五、 此外，我感觉鸦片战争的研究已有百年，时间不可谓不长，研究到现有阶段，凭借一人之力再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已不算明智之举。需要的是运用多种理论的综合性集体研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有限，是不够的。就拿茅举例，在《天》一书中，他的优长在于史料的爬梳考辨、军事理论的谙熟以及生花的妙笔，但是在其他方面，如史学理论、外交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心理学等等，他却是弱项，所以《天》写成这样已属难得。这部著作肯定会成为一本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今后的学者再研究鸦片战争这段历史的时候，《天》必定是他们参考借鉴的不易之作，谁也不可能绕过去的。 ? ? 质疑"得失之间" 贾正御 ? ?新手上路? ? ? 现在学界有种空气,年轻学人很喜欢以某种姿态发表"批评",似乎这样很能显示自己的"品味"和"眼段".某些研究生更是以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为荣,以为这样算是"入流".对书评而言,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据我所了解国外的某些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的书评比正式论文还多.但是这似乎并不能成为我们对"书评"产生特别好感的原因.可以这样说,这中国的"国情"下,书评的质量不是最好就是最差.说这个话似乎有些武断,但揆诸事实也不禁哑然而信.在中国如此的学术环境下,并没有形成产生高质量书评（甚至连一般的书评规范也难以遵循）的良性环境,应酬、请托、私谊甚至金钱介入的“书评”比比皆是。如果不能认为这是书评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也至少是助长书评质量不高的外环境。多年以前，现在的学界“重心”已经呼吁关注书评的质量并力图营造规范的书评秩序，但比较遗憾的是如许年来“书评市场”的行业混乱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纠正，反倒是有一种“剑入偏锋”的倾向。如今，“沧浪云”兄的“随感”更加剧了我的这份担忧。我所很难体会的是号称读过两遍《天》的有所思考的读者所读出的“相关问题”竟是所谓的“优点”和所谓的“瑕疵或疏漏”。我同样困惑的是“沧浪云”是站在什么角度对《天》书提出的“问题”（优缺点可同样看作“问题”）？换言之，作者提出这些问题之前在其运思过程中是怎样产生并形成了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很遗憾，作者的“随感”似乎并不“随”，而是相当“集中”。因此，他的“问题意识”就紧紧地束缚在原书的“宏观”叙述上。甚至他所了解到作者背景也被从宏观的角度纳入问题意识中，因此他的结论与其所已陈述的论据之间缺乏逻辑也就在所难免。在有关《天》书“优点”的论述中，“沧浪云”兄写到：“史料翔实。这一点其实不用赘述，翻翻书的最后几页（P587—P596）我们便知道茅的用心良苦。他可以说几乎用尽了所有可以查阅到的相关史料，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这是茅的一贯风格，充分的占有史料，通过考辨、参照、互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反映出他扎实严谨的学风。”凡是读过《天》书的人大概没有不承认其“史料详实”，但如果与“沧浪云”兄一样是“翻番书的最后几页”便得出的结论，我看不但读者甚至连茅海建先生恐怕也要大跌眼镜了。诚然，史料详实在一定程度上由书后所附的参考文献所反映，但不能颠而倒之说参考文献直接反映了史料详实。虽然，在史料这方面我作为年轻人是没有言说之资格，但也至少可以就简单的逻辑错误略加指陈，相信这也是推进“学术规范”的努力之一。然而问题并不止于此，在认为茅“充分的占有史料，通过考辨、参照、互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后，作者就像是一位史学前辈一样对茅先生下了“断语”：“反映出他扎实严谨的学风”。在我印象中，一般而言敢下此“评语”者莫不是阅书无数，学有所成者。其实，这句话近来似乎也好象变成了一句家常，如同说“这是位好同志”一样，渐为学界之“官话”耳。（通常在答辩会上许多“导师”也会冒一两句类似的话，我私心在想也可能是真的，因其以自己的标准要求之，怎不是“扎实严谨”？）然而，这得出如此结论之前“沧浪云”兄是否也应该学习一下茅先生以同样“扎实严谨”的学风来要求自己，作一点“考辨、参照、互证”的基础工作。说不定还有可能找出茅先生的“一些瑕疵或疏漏”，这样岂不更能给人以“参考借鉴”？否则，光凭“书的最后几页”又则能一窥茅先生的“扎实严谨”呢？ ? 更离奇的是，“沧浪云”兄在评点茅先生的“瑕疵或疏漏”时有这样一番言说：“四、 理论使用上有欠缺。茅把本书命名为《鸦片战争再研究》，意图就是为了反思历史，打破民族情结和道德批判的怪圈，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鸦片战争。但是，既然要反思历史，不仅要站在尽量客观的立场上，而且还需要历史理论的指导，单一的纯客观写作加上一些评论性的话语是不够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茅在书的开始便采用‘倒放电影’的手法，这样就很自然的隐含着一个事实预设的成分。”首先就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而言，“理论上的欠缺”是否构成史学著作的“缺陷”？所谓“理论”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就近何在？在还原“鸦片战争”历史原相的过程中到底是“事实”重要还是“理论”重要？有没有为了“理论”需要，造成曲解历史事实的可能，而历史事实一旦被曲解又将在多大程度上造成理论的“失效”？“沧浪云”兄有一句话是值得注意的“既然要反思历史，不仅要站在尽量客观的立场上，而且还需要历史理论的指导，单一的纯客观写作加上一些评论性的话语是不够的”，这句话的背后含义我不敢深思，读者有心者自会明白。“沧浪兄”在借用罗志田的书评时也反了有违学术规范”的规，不过罗先生的指责倒是有些道理，反而说茅先生“倒放电影”的人不也是自己某种程度上的“倒放电影”吗？（诸君可细想）而且，用“倒放电影”的比喻来说明茅先生有某种“先入为主”之见是否就恰如其分？茅先生所希望纠正的历史评价道德化倾向至少在其叙述中得到了一定程度实现（据说因为这本书茅先生还有过“不幸”），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茅先生的这个批评有点“不得要领”之嫌。 ? 话说回来，茅先生的这本书究竟怎样？从书评写作的角度其实最不该针对道德评价问题（否则学术问题的争议就落空了），作者所希望表达的可能是面对曾经的历史和“我们”曾经反思的历史的一种“再反思”，而他现在所能做的最实际最有效也可能是最少招致批评（其实尽管这样某些批评也不少）的史实“重建”工作，而在此过程中当然不能全然避免克罗齐所谓的“凭借”与“属性”的困境。很奇怪，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的“理论”似乎恰好与冯友兰先生的理解有些相似。 ? -- 邓稼先的事迹公开后，很多人问过他奖金的问题。他往往是笑而不答。 杨振宁在邓稼先住院的时候去探望，问邓夫人许鹿希女士同样的问题， 许回答：人民币十元。 杨振宁转头问邓稼先，不开玩笑？ 邓说：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天朝的崩溃》的文字差错及其他 [ 2006-7-31 0:32:52 | By: 任复兴 ] ? 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21页，引用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1959版中译本中的译文说，1843年美国总统送给清朝皇帝的礼品中，有“电话机、望远镜、气压计”等。 ? 但据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pp.132-133(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年，PP 673)，他也是引用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的专著(Dennett, Tyler,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1941，op.cit.,p.137)，美国送中国的这一礼品单中有“地球仪……照像机……寒暑表、清雨表”等，而没有电话机。 ? 尽管还有争议，目前公认的说法是，在纪念美国独立战争100周年前夕，1876年3月10日，美国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世界上第一部电话。电话机的发明在顾盛来华32之后, 波士顿贝尔发明电话的实验室，被保存至今，但因为它临街，已经被包围在一所高层建筑中。在龙夫威教授引导下，本人曾到这个实验室参观过。 ? 丹涅特此书英文版也曾浏览过，没注意这一点，但可以肯定，丹涅特不会将在美国人人皆知的电话发明时间这一常识搞错。不知是商务版的译本，还是茅海建先生的抄录，出现这一常识性错误？也不知《天朝的崩溃》后面的版本改正过没有？因手头无相应资料，权且归为引文差错。 ? 另外，三联版《天朝的崩溃》文字校对比较马虎，差错较多。阅读时随手记录下的有３０余处，如： ? ? ? 页码 行序 原文 疑为 ? ７７ ３ Chian???????????? China ? ９４ １７ 把 未把 ? １０２ １４ １２２ １１２ ? ５２０ １５ 彼劳 徒劳 ? ５２０ １６ 彼劳 徒劳 ? …… ? 恕不一一抄录。 ? ? ? 茅海建先生未能谋面，但他的同窗好友潘振平，是写出国内首篇三升体育平台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论文的学者，曾一再拜访；其华东师大恩师陈旭麓、学友熊月之的著作，也是本人案头常用参考书。本人孤陋寡闻，私心以为，在过去二三十年，对鸦片战争及以后的研究，华东师大这些师徒为皎皎者。 ? 《天朝的崩溃》出版后，被国内学者高度赞扬，袁伟时先生称：“同好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朋友一样，读来一再为他的深邃思想和严谨史笔所震撼。‘十年内不必再研究鸦片战争了。’‘研究也白搭！’这是一位友人亲耳听到的两位优秀史家的对话。也许有点情绪化，说得过于绝对，但的确表达了不少研究百年中国的学者对这部杰作的强烈感受。”（《《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编后余绪》） ? 窃以为，天朝崩溃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转型的过程，观念更新的过程，即陈旭麓先生所说的新陈代谢。这个过程不单纯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对晚清中国人观念的更新，对由华夷观念转变为平等外交观念，由专制思想转变为自由民主思想等，时下探讨得还远远不够。中国堪与日本的福泽谕吉比肩的杰出思想家徐继畬，至今受着冷遇。这也是我二十年来不惜一切涉足并非自己专业的近代史领域的动因。《天朝的崩溃》书末，对参与鸦片战争的中方人士思想上所受到的冲击及其反应，似乎有所低估。如，他虽然介绍《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时说：“他们从一个封闭的容器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放下‘天朝’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一种文明（徐继畬最为突出）已是石破天惊之举”，却又说，“但是，对战后中国应走何种道路这一最最紧要的问题，这部书（指《瀛环志略》）没有作出回答。从前面介绍的他弼助的上司刘韵珂战后表现中，我们又似乎可以看到徐氏的答复。”（《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80页。）这种论述的思路有点奇怪，刘韵珂的思想怎么能完全代表徐继畬呢？ ? 三升体育平台徐继畬的思想突破，和政治、教育改革主张，美国学者龙夫威在其专著中，中国周振鹤等许多学者，以及本人的论文中，多有申论，不拟赘述。 ? 此类文字应该首先寄茅海建先生为妥，但搜索不出其电子邮件地址，冒昧首发在独角兽网以代邮。也烦其熟人能转告一声。 ? 有何不妥？请批评。 ? 任复兴电子邮址：fxren@sohu.com ? ? ? 2006年7月31日 ? ? [原创]“倒放电影”札记——兼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及其评论 ? 几点说明： 1.??? 写作此文，一是感觉有点想法。这还要感谢“稻草下的珍珠”贴上罗先生的书评，使我知道有这么回事。二是曾经气势汹汹地对ono兄批评，现在想来惭愧。感觉还是不要只破不立，情愿立了给人家来破。 2.??? 本来应贴在“邱捷 -> 罗志田 :“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 里，现在贴在这里是考虑到：一是因为原贴太长，而本贴也长。二是现在大家可能不常去邱老师那个论区。三是吴老师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外交流很有研究，不知能不能指点指点？ 3.??? 本人其实不喜欢看历史哲学的，也确实没看过什么著述。但写完后才发现，这篇习作竟有点像史学理论的讨论，诚惶诚恐。 4.??? 学术规范自然是基本要求。但我一直不太能区别引用与抄袭。不知是不是要多引用原始材料，少引用别人著述？但限于本习作的特点，史料只能是别人的论点。有些引用则只能自我安慰叫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5.??? 网上时不时要吵一阵“学术腐败”的问题。信息的爆炸与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并不能增加多少我对史学的“敬”，倒是三升体育平台的“畏”。这次写作，我只当作是一次练习，所以也没有太多去寻找学界对这问题的研究，在期刊网上只找到罗先生的《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我能做的只是把所引全部注明。如果我论述的前人已论及，那天地良心，纯属巧合。 6.??? 本文标点其实是大有问题，主要是双引号与单引号的使用不规范。允许我以时间为借口，容后再改。 7.??? 这篇习作只是阶段性想法。本想带着“倒放电影”的问题意识重读《天朝的崩溃》，想读懂《怀柔远人》…………可惜时间真的不够了。只能先抛出来再说了。 8.??? 读者读时应带有的理念：如果有读不懂的地方，先不要怀疑自己，先怀疑写作的人。 ? ? ? 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出版后曾好评如潮。而罗志田先生对此书的书评——“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2在学界同样广受关注。在本系，罗先生书评中提到的“倒放电影”倾向成了同学们热烈讨论的话题。本人不*浅薄，表达自己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一）??? 罗氏的“倒放电影”理论 罗先生在书评的开头提到了陈寅恪先生的“理解之同情”以及“今典”说。 “今典”说在罗先生文中已有详细引用。“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对诠释者来说,“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断限。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必须要考定某事发生在作者的时代,且须具体到发生于作者特定的立说之前,又要推得作者对此事有闻见之可能,可用入其文章,然后可以用以诠释该作者之文。 “理解之同情”出于陈寅恪先生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引几段如下：“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爲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3 对比后可以得出“今典”说与“理解之同情”的概念在思想上方法上是同出一辙的，“今典”说可以视为“理解之同情”的另一阐释。 不过读回原文，陈先生在批评“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熏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后认为“今欲求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傅會之惡習，而具瞭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揚，爲之流布者，其理由實在於是。”○4 但冯友兰的著作似乎并不让后世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满意。比如1928年,张荫麟撰文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指出:“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此种比附,实预断一无法证明之大前提,即谓凡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觉的统系及一致的组织。然从思想发达之历程观之,此实极晚近之事也。在不与原来之断片思想冲突之范围内,每可构成数多种统系。以统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适足以愈治而愈棼耳。”○5（转引桑兵）。比如余英时也谈到“自始不能接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西方中心论’这一武断的预设”○6 因此，我更愿意是将陈寅恪先生的“理解之同情”视为对史学研究者要求达到的一种境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陈寅恪先生的“理解之同情”是一个有名牌商标的瓶子，还要看历史学家往瓶子里装的酒符不符合名牌商标所提到的要求。陈先生认为可以入瓶的“酒”（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让我们满意，则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今世历史学家装入的“酒”。 在网上看到有篇文章○7（作者无可考，似乎是四川大学的）讲到“上述“倒放电影”然后“重新剪辑”的手法是罗志田归纳胡适治文学史的方法。”当然不能以这句话就认定倒放电影这概念就是罗先生最先提出的，但至少可以肯定是罗先生的书评使“倒放电影”这一概念热起来。我们不妨就考查一下罗先生装进去的“酒”。○8 罗志田先生在《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9中表示： "倒放电影"手法的优点是由于结局已经知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事物的重要性。以后见之明的优势，仔细分析当时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关键性的发展(即何以不能认识到特定事件的历史意义)，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应能有较大的启发。 "倒放电影"的缺陷： 1．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有意无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 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 2．"倒放电影"手法另一明显的不佳之处，即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 （二）??? 罗先生的“用意” 如果我们抛开对罗先生的文章作太多纠缠，（不过在后面将做一点小小分析）我更愿意这样理解罗先生—— 罗先生指出：“《天朝》一书的结构安排体现出非常清晰的思路,但几乎所有史实都指向(恐怕作者早已得出的)同一结论,多少使人疑惑历史是否会这样逻辑的发展。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合逻辑,就越接近原初的动态真相。……重建出的历史竟然都朝着一个方向走,似乎也太干净利落;虽然清晰,总觉得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史实被剔除后,是不是有点失真?” 同时又认为“究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个人的先入之见太强。茅君最大的先入之见,即他笔下的“天朝”二字,实暗带揶揄之意,每次出现,都存贬义。他的诠释,常常先存黑白分明的价值判断,有时问题还未提出已先有结论,实无需回答。”“盖昔人本无后来的知识,也无此类观念和动机,又何来在此基础上的对与错呢?如果以后起的观念去诠释昔人,有时便会出现朱子指责的“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的现象,主动去“捉”昔人之意图。”○10 罗先生这里批评茅海建的应该就是上述总结的“倒放电影”的两大点。而在我看来，《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一文其实就是《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一书的缩写本，是罗研究民国史的心得以及对“倒放电影”方法的深刻体会。罗先生不是研究鸦片战争史的，所以他对《天朝》一书的分析有可商榷之处。但罗先生此文更重要的，应该是根据自身治史的经验，敏锐地感觉到茅海建有倒放电影的倾向（或者说已经在倒放电影了）而提出的善意的意见以及可以改进的方向。（注意，是方向而不是具体的措施） 如果按此理解，宇文轩翔师兄所提出的“不过我看到这个说法时倒是想问：中国为何要在近代走向世界？为何世界没有走向中国？”的想法就不是那么难理解了。这是一个新的思考的角度，因为“中国要在近代走向世界”这一基本前提也是可以讨论的。正如《大分流》一书所体现的，"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是最经常不过的发问。彭慕兰却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这一问非同小可，因为这样发问的立场发生了改变。正如作者所说，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由于有很多理由使它具有经验意义。○11当然是否存在很多理由使“中国为何要在近代走向世界？为何世界没有走向中国？”具有经验意义，宇文轩翔师兄没有继续作出回答，我也仍不清楚。也有网友提出“用古人的眼光去读古人就一定能够得出比用今人的眼光去读古人更加睿智的见解么？就真的可以更加贴真实么？或者退一步说，用古人的眼光去读古人和用今人的眼光去读古人是否可以并行不悖呢？……（而且实际上我们今人的观点和当时西方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比较重叠。）”○12总之，这些都是可以思考的。 ? ? ? ? （三）历史事件的界定是“倒放电影”？ 对“倒放电影”我有另一个较深的体会。 课本上讲到“洋务运动”，通常讲到甲午战争后就停止了，所谓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过我就疑惑了，甲午战败后中国不是更需要自强，求富吗？甲午战败后洋务人都死了，洋务企业都停工了？ 后来简单查阅一下，发现夏东元在《洋务运动史》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出“1895——1901应是洋务运动的尾声”而不是结束；“时到1901年9月，按《辛丑条约》规定，专门办洋务的机构总理各国衙门撤消，改为仅为外交的外交部；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和督办政务各处实行“新政”为标志，洋务派官僚代表刘坤一，张之洞对洋务运动指导方针“中体西用”有所突破，主张“中西合一”；而顽固旧派经过“惩凶”的致命一击，再也没有他们的政治活动地盘”“标志着经营4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结束”○13 甲午战败标志洋务运动失败的论调，大概是针对其意义而言。既然洋务运动标榜“自强”“求富”却仍然甲午战败，自然是运动失败。但甲午战争后洋务企业大多仍然在运作，洋务人员大多还健在，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失败了，不干了呢？所谓“失败”是不是后人倒放电影强加给他们的呢？ 夏东元的解释自然更合理，至少能自圆其说。但讨论似乎还没有结束。一位研究埃及的台湾学者曾写道：“……（以）那文明的主要特质是否存在来判断文明消亡与否。……当我们在列举埃及文明特质时，实际上已武断地认定哪些是特质，哪些不是。而这是否在一个绝对的标准？文明是否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承载埃及文明的主体，尽管有人搬进搬出，总是共同承载某种文明，仍承载着另一种文明，是古埃及文明“消亡”还是“蜕变”？因为我们无法真正把时间之流截断，而说某一时间之前在埃及活着的文明算是古埃及文明，之后是另一种东西。”○14 同样，我们是否也在武断地认定哪些是洋务运动的特质，哪些不是。刘坤一，张之洞是不是认为自己上完“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后就摇身一变了呢？或许我们也是无法真正把时间之流截断，而说某一时间之前是洋务运动，之后是另一种东西。 当然，这样又产生问题，一个历史学的难点：写什么？怎么写？历史学家如何去构建“历史”？ 以上所思合不合理？会不会只破不立呢？ （四）历史研究是不是不能倒回去看？ 对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历史学研究的既然是过去的事情，能称之为“过去”，自然是相对今天而言，也就是站在今天倒看回去昨天。 然后又想到一些东西： 黄国信老师曾推销过桑老师的做法——不看电视就写不出文章。我总觉得有点以今情测古意的意味（这里我并未评价此做法的意思）。 记得曾看过，陈寅恪在抗战时逃难到了香港，发觉自己更好地理解了南宋时人的心情和想法。 当然罗先生在批评倒放电影时也是承认倒放电影有优点的。 美国汉学家柯文是承认历史学家是倒着回去看的： 历史学家是在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的，这是历史学家的另外一个职业标志‘：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不知道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什么，而历史学家是知道的。实际上，重塑历史的过程普通是以已知的结果为起始点的，接下来就是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结果。因而，虽然历史学家的“作品”(他或她写的史学著作)通常始于过去的某一时刻，然后往下推，而历史学家的“意识”则始于其后的某一时刻，然后住上推。正如G‘R?埃尔顿指出的，历史学家成功的秘密“在于事后认知和回椎立论”。 但他谈到“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让读者不再认为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相反，事情的发展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 同时历史学家要避免制造神话：“历史学家最重视的是根据知识层面的确当性而非感觉层面的确当性来勾勒历史画卷。必须有意识地遵奉(在实践中从未完全实现过)社会公认的三升体育平台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性标准。如果这些责任和义务超越了按照公认的一系列职业准则理解和解释过去发生之事的目标，我们就等于放弃了作为历史学家的职责，走向了神话化的路径。” 他的折衷观点就是“历史学在重塑历史时，必须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领取二者当中特别重要的内涵，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15 我是十分赞成柯文的历史三调（key）——“事件”，“经历”，“神话”这样的概念的。在我看来它有效地概括了过去和过去在现在的映象，个人与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 但我和“在他乡”兄读完柯文的《历史三调》后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柯文界定的“事件”与“神话”的界线是模糊的。 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版前言》中说“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我希望中译本能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发生原因，在此基础上，读者可以做出自己不同的历史评价。”○16大概是当今历史学家认可的历史学家构建“事件”时态度。 但从罗先生的书评看来，似乎历史学家也有可能在制造神话，即使这与他的意愿相反。 ? ? ? （五）事情的结局左右了人们的判断 成王败寇的思想在人们头脑根深蒂固，事后诸葛亮的大有人在。我们自然可以批评马后炮，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事情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们的判断。 柯文提到：经历者实际上就成了解释他们亲身经历的历史学家。直接经历者在以后的岁月中会不断地复述过去发生之事，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事实会被修饰得越来越完美”。简言之，当人们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制造一个又一个神话的时候，他们——我们——虽然希望以非常客观的态度披露“事实”，但同样希望自己对往事的“塑造”不超越人们的心理所能承受的范围。○17 历史学家作为人的学科，历史学家作为人，有意无意地也有这一倾向。 桑兵老师曾在日本举行的一次三升体育平台中日关系的学术会议上表达过如下的意见：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认识，在相当关系上受到中日战争与战后政局变化的影响。 此外，“历史学家也受到不确定性的困扰，这影响到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在三升体育平台历史事件的结论中重点强调哪些问题或哪些方面。 “舒衡哲对约瑟夫?利文森的评论是对此点的最好注解。利文森对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形态的解释引起了舒衡哲的注意，她写道：“在《孔子死亡日》一文中，利文森试图赋予1919年的这场运动以决定性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与毛泽东在区分‘新“旧’民主时赋予该运动的历史意义颇为相似。在利文森看来，五四运动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水岭，是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与曾经被称为普遍真理的儒家学说之间的分水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利文森写成此文(1961年)后没有几年，孔子的肖像被拿到处在文化大革命热潮当中的广州街头游街示众，这清楚地表明孔子在中国的影响根本没有被消除。舒衡哲认为，鉴于这个实例及其他一些实际情况，到20世纪80年代，三升体育平台五四运动的学术研究已不再使用早期的那种言过其实的语言，不再有“像利文森那样极端的断言”了。”○19 ? ? ? （六）两个典范 既然“倒放电影”是史学界提出，那从当今史学界的讨论中寻找典型的个案，对我们理解“倒放电影”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1．近年来对明清经济史的讨论。○20 李伯重认为英国模式“存在两重模式”，“英国模式的普遍性意义, 主要在于它所体现的马克思所揭示的再生产理论的普遍规律”。“但英国工业革命最明显的标志, 并非纺织业的发展, 而是重工业的迅猛发展, 即所谓“煤铁革命”。”而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是“超轻结构”。一个畸轻，一个畸重，“忽视这个(结构上的) 巨大差别, 在潜意识中把明清江南工业等同于英国工业, 从而用英国经验来套江南的实际, 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所以“不能将英国的工业发展道路照搬到中国的江南, 也不能将英国工业化的结果预设为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必然前景。” 李伯重特别提到, 在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 学者们无意间常犯的一个错误或习惯性思维,便是预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江南就可以像英国一样朝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前进。 李伯重指出从感情基础来说, “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形成与中国迫切需要实现近代化的普遍社会心态密切相关。从认识基础来说, “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又是一种“单元—直线进化观”史观的产物。 李伯重敏锐地注意到, 以往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就不自觉地受一种“近代优越论”的支配。由这一思维定势出发, 常常轻看了传统经济组织形式的活力与传统生产方式的复杂性及其相对合理性。其实, 历史并不一定是今胜于昔, 转换一个视角看, 今不如昔的情况可谓比比皆是。 ? 2．桑兵老师谈到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21 晚清知识与制度转型十分复杂：它是近代中外冲突融合的产物，是世界体系建构过程中,中国一步步被拖入世界体系的结果。而所谓西方并非铁板一块，西学则是由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渊源发生而来的独立系统。欧洲原创的人类知识扩张全球，被清晰化的同时也失去了渊源脉络。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近代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发生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新政期间,在朝野人士的鼓动下,中国主要是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这更增加了复杂性。 桑兵提出：“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如果不能从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理解把握,也很难真正做到了解同情。近年来学人所批评的“倒放电影”和所主张的“去熟悉化”,显然都由此而生。 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大背景是中西交汇,除了必须认识中国固有,对西的一面也要认真探究,而且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了解,应当回到那一时期去,追寻各种知识与制度变化发展的渊源脉络,以免受后来完善化体系化观念的影响。 桑老师在文中也提到不少事例，对我们理解“近代优越论”， “单元—直线进化观”史观的弊处是十分有益的。比如中国固有学术是否存在分类,学界尚有争议。比如银行取代钱庄票号的例证：认定前者在制度上优于后者,显然是以今日的眼光去回顾的结果。实际上在长达半个世纪内银行非但不能取代钱庄票号,甚至在与后者竞争时还处于下风。又比如东西差异明显和医疗制度，私塾教育等。 显然我们不反对中西比较，余英时所说：“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它异质文明（如西方）的历史经验，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进自我封闭的陷阱。这是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但是我十分不赞成“削足适屑”式的比附，因为这将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史的全面歪曲。”○22 显然我们研究历史也不是不能倒回去看，只是我们能不能做到“理解之同情”（我觉得我无论如何概括都比不上陈寅恪的精彩，所以不如引用为妙） ? ? ? （七）《天朝》一书及其书评的简单回顾 前面提到不应对罗先生的文章作太多纠缠，或许罗先生在史学方法上对《天朝》提出的方向性恐怕还在罗的具体书评之上。 不过茅海建先生在新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对罗志田作出简短的回复。故这里作简单回顾。 茅海建先生认为：历史研究实际上分成两个层面：一是历史的本体，其追求的是真，应回到“当时”；另一是历史学家的认识，这是作者本人的，只能处于“当代”……几乎所有我本人的认识都不客气地使用了第一人称，以示区别。我并没有用“当代情理”去解释去理解“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但我只能用“当代情理”去评价去分析“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 ○23 好像林毓生也表示过类似观点。感觉罗先生的书评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天朝》一书在历史层面和思想层面的区别？ 茅先生又提到：问题在于，结论是否从研究中得出。我对鸦片战争研究超过十年，结论恐怕似不能说是“早已得出”。若将所有的枝节全部保存，那将提出了历史学的难点：怎么写？写多少字？什么是不合逻辑的历史真相？什么是历史学家的思维逻辑？历史学家的主观研究中应时时注意恢复其本人所忽略的枝节？反过来说，历史学家的著作由于其本人的思路清晰，即应怀疑历史是否会这样逻辑地发展？○24 其实我曾问过黄国信老师，我们在用所谓“冲击——回应模式”“中国中心观”时，会不会已经先在预设了。黄老师的回答是：费正清，柯文提出的这些理论，是他们从史料中读出来的。至于其它的历史学家在用时会不会预设，就不好说了。同理，能不能说《天朝》书中渗透的“华夷之辩”是茅海建从史料读出来的？毕竟这是有大量的史料支撑。至于作者大量的评论，背后有“为何中国在近代不能走向世界？”大关怀，或者就是邱老师说的“”太过入世”。但他确实“几乎所有我本人的认识都不客气地使用了第一人称，以示区别。”而茅海建提出的诸如“所有的主‘抚’官员开始时无不从主‘剿”“ 林则徐在当时得到众人的拥戴,主要是因为他表现出与“逆夷”不共戴天,而并非如后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因为他“知夷”或“师夷”的工夫”等，确实是（至少我认为）反映了“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当然罗先生的文章自有高明之处，前面已述，不再重复。这里只是想更全面点看问题而已。 我不同意的是罗先生对“中国必败这一预设”的讨论，似乎并不高明，而以日军侵台，北伐战争作简单相比鸦片战争，得出的结论则是或然的。 正如茅指出的“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必败这一结论，并不是仅在装备与战术层面做出的，与此结论相关的还有战略，人员给养补给，政治，军费，士气诸方面的研究”。○25而且罗先生紧接着就在下文提到“茅君已指出清政府面对的是“陌生的敌人,全新的问题”。一个并非未卜先知的中央政府,当一个来自其极不了解的地方也并不知名的“夷狄”对遥远的南方边陲进行侵犯时,如果做出举国参与的决定,不是更不像清代中国人的作为吗?”“ 如作者所考察,清廷为应付此事,已动用远至西南西北的兵力,速度(以当时中国标准言)也不可谓不快。但基本上,清廷并未将此看作命运攸关的大事(观其对此与后来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就可知)。”○26 罗先生其实已承认那时清朝对英国仍不了解，也未将此看作命运攸关的大事。自然不会出现罗先生指望的“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结果会有所不同呢?”其实我此时仍坚信清人有“华夷”观念，（在史料中读到有大量的“夷”的字眼），也赞成茅海建说的“通商是怀柔远人的手段，是给予“蛮夷”的恩惠，而对于“蛮夷”的不恭不敬，最直接的对策就是取消这种恩惠”。对夷“剿”不成则“抚”。 ○27退一步，即使不把英人看成是夷，而宋朝与辽国作战，不也是最终以赔款换取和平吗？古人以史为鉴的观念还是较强的，所以清人会更可能赔款而不是举国一战。不知是不是更像“清代中国人的作为”？ 罗先生对茅海建对三元里分析的批评，认为从中国文化体系这一框架来考察或者更好，以“取义成仁”的个人道德完形”来解释，确实高明。不过能从这一角度分析，应该与罗先生研究现代知识精英胡适和更带传统意味的知识精英章太炎的心得有关。○28 此外，我还看到樊美平的“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天朝的崩溃》一书简评”一文。○29樊美平认为《天朝的崩溃》一书缺乏的是一种观念上的突破，除了细节丰富之外，其基本结论仍然只是一些老生常谈，价值十分有限。 在战争的起因上，列举英国政府的档案材料，指出英国政府对华政策在1839年前后的不同，满清政府禁绝鸦片贸易并不会促使他们去发动战争。○30 必须承认，在战争的起因上，茅海建先生并没有深刻探讨，他回避或是忽略了鸦片战争前中英的纠纷以及英国政府对华政策在1839年前后的不同以及转变的原因。○31 樊美平指责茅海建对林则徐禁烟所采取的激烈措施的评价，认为“而按照当时及现代的国际法，各国政府有权为保护本国侨民使用武力，与是否取得治外法权无关。”这点就不好说了。国际法不过是列强制定的游戏规则，清朝有无义务“按照当时及现代的国际法”？ 在当时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情况下，政府有没有权利拒绝对外开放？正如何伟亚所说的“部分由国际法所定义的国际关系是一种已经自然化的权势话语”，“ 通行的欧美模式的国际关系准则足以理解其他种种历史关系，这里所用的衡量标准是国际法，对其他国家状况的衡量就是根据他们与此“标难”相符或相偏离的程度。”○32 樊美平不满当今三升体育平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结论是肤浅。我承认“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已经受到很多挑战，在逻辑上和史实上都有硬伤。可是樊美平自己更深刻的思想又是什么呢？ 在结尾提到“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顺应世界潮流，但绝不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由，它源自人性需求最内在的本质，体现人之为人的那些不言而喻的终极价值。”这话不错，但又说得比较含糊。莫非是像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33里提到的：自由与民主已无可匹敌，历史已走向终结？ ? ? ? （八）结语 其实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陈寅恪先生当时认为具了解之同情的庶几近之之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却不让后世的历史学家满意。今日之历史学家认为不那么“倒放电影”的作品，或许同样不让后世的历史学家满意。但这是否说明我们现在搞的历史是没有价值的？ 我是不这样认为的。如果按马克思的理论，这叫否定之否定，一次次的否定，我们的认识也在一步步地提高，而且，否定从来不应是全盘的否定。 另一方面，我坚信历史是一门科学，科学具有累积性和方向性，所有前人的努力都对后世是有益的。其实我们看《天朝》的注，就会发现茅先生也借鉴了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前面提到的罗先生对三元里的分析应该与他研究胡适和章太炎的心态有关，而据我臆断罗先生写作这两文应该也受他老师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影响。罗先生说“掩卷之后,我有理由大胆断言: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都不能绕过该书。”我的理解是：茅先生的坚实的史实考订和确能返其旧心的一些结论，是后来研究者不能绕过的。若茅先生论著确有当代史成分(包括某些纯粹“移情”式的推论)，至少也能引起后来研究者的注意，通过“破”来更好地“立”。 《天朝的崩溃》的副标是“鸦片战争再研究”，看来我们仍需要在“再研究”的基础上再研究再阐释。而《天朝的崩溃》和罗先生的书评，则我们再研究再阐释不能饶过去的东西。 ? ○1《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 ,三联书店,1995 ○2○10○26 “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 罗志田《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 陈寅恪 三联书店《金明馆丛稿二编》2001 ○5○18转引自“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中国，1898-1912：新政革命与日本》” 桑兵《燕京学报》新四期（1998年5月） ○6○22《余英时文集》序 余英时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7○12http://huanhua.blogdriver.com/huanhua/index.html?? 作者待考，似乎是四川大学的 ○8我不可能将罗先生的全部著作全部看完，所以只能以他的《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一文为范本。此文之后罗先生还有一本《中国近代史十论》，也讲述了不少史学理论，但未专门讲“倒放电影”。 ○9《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罗志田《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4期 ○11参见"大分流"与"内卷化"：欧美学界对前近代中国评价的分歧仲伟民 《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9月30日 ○13《洋务运动史》夏东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4大一时在笔记本上抄录这段话，忘了写上作者名与书名，现在回图书馆找，此书已被借走，只能以后再补注。 ○15○17○19《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前言〔美〕柯文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6《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版前言 周锡瑞 江苏人民1998年 ○20以下三升体育平台明清经济史的讨论请参见 据之于实情: 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 —1850) 》为例” 马敏《历史研究》2003。1 ○21以下三升体育平台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讨论请参见“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 桑兵《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3○24○25《戊戌变法史事考》第254-255页脚注 茅海建 三联书店2005年1月 ○27《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08页茅海建 ,三联书店,1995 ○28《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相关章节 罗志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29樊美平何许人也，不知。大家在三升体育平台一搜就能找到文中所引的这篇文章，但暂时没找到樊的简历。网上还流传他的另一篇文章《透过圆明园的硝烟》。感觉还有学术性，至少能提供另一些角度。 ○30近期才发现，樊所引的档案材料不少在吴义雄老师的“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之酝酿与尝试”（《历史研究》2006.4）有提及，感觉他有肢解材料之嫌，使史料沿一条线这样排下来。而且樊可能忽略的是政府文书，训令通常是较正式较谨慎的，不然就不用做这么多舆论准备，酝酿与尝试。 ○31三升体育平台鸦片战争原因和性质的解释模式，据说被归纳为主要有三种：文化冲突、通商战争和鸦片战争。张馨保在《林钦差与鸦片战争》指出，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有二，一为鸦片问题，一为领事裁判权问题。个人感觉中外对这问题存在争议，极端者如polectleck的《内部的鸦片战争》。（“The Inward Opium War”），认为三升体育平台禁烟政策的争论以至鸦片战争的起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政争，是汉人在夺满人的权利。但中国历史学家对此大都语焉不详。现在看到樊美平所引的史料，再次引起我的注意。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人又在讨论的林则徐是不是历史罪人，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引用了樊的论据论点。不知学界对此问题研究如何了？至于说茅先生回避或是忽略了鸦片战争前中英的纠纷以及英国政府对华政策在1839年前后的不同以及转变的原因，自然这个课题很大，但确实是鸦片战争再研究回避不了的。前几天听吴老师说他正在研究类似如此的课题，将在近期出书，期待中！ ○32《怀柔远人》 何伟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 ○33《历史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 远方出版社1998 ? ? 回来的时候，听恩来同学我要飞同学大作今天晚上发上来了，回来就赶快看了.... ? 在时间这么紧张的时候，还能够有时间去找资料，写东西，精神实在可嘉.. ? 同时看到我要飞同学在半个学期内已经读这么多书了，实在佩服 ? ? ? 其实在我看罗志田先生的文章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到放电影”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问题，他只不过是把茅海建的书当作一个个案来分析而已。 ? 我要飞同学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确实有助于问题讨论的深入。但我觉得，如果能把对话的范围扩大一点，会更有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也就是说，如果我要飞同学对于这个问题的学术回顾做更全面一些，回顾三升体育平台人的相关研究，那样更有助于推动问题探讨的深入。相信以前的相关讨论已经很丰富的了。当然我要飞同学也引述了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遗憾的是，这些引用并无助于讨论的深入，他们也只是指出了在历史建构的过程中存在现代的观念并且这些观念使历史叙述变得不那么可靠。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现代观念的介入为什么会使历史叙述变得不那么可靠，在历史叙述中主观性的不可避免和要使历史能更好地理解就必须以当时人的观念来理解历史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应该怎样解决？我觉得，我们讨论的方向如果能朝这方面来进行，讨论会更加意义。 我想对于第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思辨的问题或者说是历史哲学的问题，讨论我想已经相当多了，相信查阅相关的研究不会太困难。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不难解决。矛盾是不可能消失的，但我想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是问题。其实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工作的时候也与历史学家遇到的类似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要理解土著的行为和想法，他们就要以土著的方式去思考，但他们又不可避免地要加入自己主观因素。当时马林诺夫斯基就提出了一个“移情”的理论，就是在长期与土著生活的过程中，习惯他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这样以更好地理解土著。后来格尔茨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了“深描”(deep description)的理论。“深描”相对于传统的民族志记述提出来的。举个例子，笑有很多种，有讥笑、有欣赏的笑，传统的民族志就只会记述笑，但“深描”就要辨别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笑，而这样就要深入理解土著的思维方式才可以。而这种理解就是要通过与土著的不断对话互动（这一点，其实我的理解还不是很深入，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类比，应该还是足够的），在此之中作者不断抛弃自己的主观。我想把我们作为史料的当时产生的历史文本作为土著，那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历史和自己主观的介入这个矛盾就得到调和了。通过大量喝长期的接触当时历史产生的文本，我们还是可以“移情”去理解当时的历史，而使得历史叙述更加地可靠的。 ? 其实很大程度上茅海建先生的“倒放电影”主要是体现在他对现实的关怀上而已，而罗志田先生的责难也只有在这一点上才比较有力。茅海建说他做这个研究做了十年了，罗对他的诘责实在没有很大的意义。因为用“倒放电影”这一理论，是可以去责难任何一部专著的，关键在于这篇专著在多大程度上是“倒放电影”而已。 ? 另外三升体育平台“樊美平认为《天朝的崩溃》一书缺乏的是一种观念上的突破，除了细节丰富之外，其基本结论仍然只是一些老生常谈，价值十分有限”，这一评论，有点傻。樊美平的评论是在有点搞笑，另外指出让大家娱乐娱乐。呵呵……（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对前辈太部尊敬了） ? ? “否定之否定”不是马克思的，应该是恩格斯的吧，在他的《反杜林论》里面有“否定之否定”一章。 ? 另外我觉得我要飞同学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解是不是有点问题。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其实也并不否认前人的研究成果，历史学也是前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或者说不是有科学成分但不是科学已经成为学界的公认，不知道我要飞同学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推荐我要飞同学读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另外波普尔的〈科学知识进化论〉和科恩的〈科学制造〉也会对你理解科学本身会有所帮助。 ?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近一个小时了，夜深，要睡了….. 我们明天再探讨这个问题吧。 ? ? 对比我写的习作与稻草下的珍珠的评论，就可明显看出有读过历史哲学与没读过的人的差别了。? 稻草下的珍珠同学提到的“倒放电影”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问题。用“倒放电影”这一理论，是可以去责难任何一部专著的，关键在于这篇专著在多大程度上是“倒放电影”而已。这些与我的观点是一致，但却比我的表述简洁多了。惭惭愧愧。不过有些细节可以继续灌灌水。 对于 “这些现代观念的介入为什么会使历史叙述变得不那么可靠，在历史叙述中主观性的不可避免和要使历史能更好地理解就必须以当时人的观念来理解历史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应该怎样解决？”这些显然不是我能讨论的了。应该是何伟亚等人讨论的。 其实我有个感觉，很多新理论，自然是有突破，但本身是有内在矛盾的。比如大家都较倾向的文化相对主义，有人就批评它有内在矛盾：“只要承认任何民族都有对生活的憧憬，而且不论文化进步与否，这些憧憬都是各民族间共通的，尊重民族意愿和拒绝工业文明，就成了一个矛盾。如果要尊重民族意愿，就必然要引入工业文明，而如果要拒绝工业文明，就必然不会尊重民族意愿。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个文化相对主义者的理论，可以圆满地解决这个矛盾的。“我有种感觉，许多教授给人的表象有时并不太接受新理论，但其实是他们对新理论有更深的体会，而不是盲目的接受。如果轻信一种尚未讨论发展成熟的理论，那也是很危险的。这可能也是我不太喜欢历史哲学的原因之一吧。 稻草下的珍珠说“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倒觉得也很难解决啊。自然我知道现在强调“移情”，“历史的疏离感”，但是不是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可以去田野调查？这大概就是景老师，曹老师不会跑去搞历史人类学的原因吧。 我觉得我们对罗先生还是有误解。不能一边倒。所以我才说从另一个意义去理解。（具体去看原文吧） 我说历史是科学是有点草率。但珍珠同学不要抓住我不放吧。呵呵。其实我只是想说，历史是有科学性的，也就是强调要有点专业规范吧。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如果轻信一种尚未讨论发展成熟的理论，那也是很危险的。这应该是因为我接触到后现代史学的一点皮毛，再看一些史家的著述的前言（仅仅是前言）然后得出的一点感想的下意识的流露吧。 稻草下的珍珠同学见闻颇广，所言颇有启发；而且感觉我们两人的知识重叠面并不多，可以继续讨论吹水。 至于ono嘛，现在还不知是哪位姐姐。呵呵，干脆就继续虚拟吧。同时以后就直称ono好了 ? 昨晚有点晚，所以没有看，匆匆回了一下。今天看完了大作，有几点陋见，不完全针对本文，而是对问题的一种发散吧（就是自己曾经想过什么咯）？！ 1.“倒放电影” 身处当代的我们对过去的理解靠什么？本身我们就收到层累的历史叙述所干扰，历史本身的变化亦然，问题是要不要去掉这种干扰还是借力打力？而且能不能又怎样才能做到？这些都是问题。“倒放电影”的本身可以引申为一个比较历史的问题。比较不但是时间、空间或者历史元素这些方面的横向的比较，古今历史（价值）观也在此种捣鬼。问题是价值观之间是否必然对立？对话的焦点又有多少？这些也有待解决。 比较，是很有趣的东西——超级考验功夫和智慧，特别是有关“他者”（委座的回复已涉及），虽然危险（废话）——比较在选参照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预先判断了一些重要但被忽略的东西了。在转换思想角度的时候，不妨退一步看。eg.“分流”即意味之前的合流，可是之前真的是合流吗？应该如何选取标准？ 2.历史叙述 对鸦片战争这类“热点”问题的探讨大家都谋求面面俱到，深入分析。在此存疑。通史式的写作手法有不少地方“是在重复制造常识性的知识叙述，而化约了......最有紧张性的问题”（龚隽。不过他所论的是思想史，不知这样“拿来”是否经得起考验，而且，三升体育平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个人更为赞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其实注意上下文（context），这两个提法针对的是不同方面，体现的应该是历史倾向的问题），这样就难以把历史问题化了。我对茅先生的著作其实也有一定同感，一切证据都指向必然，茅先生从律师变成了法官了。 3.语丝 我要飞是不是想寻求什么“可靠的”“确定的”评判标准呢？老实说，我也是，并希望摆脱这种状况（会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境）。 人文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其实并没有天然的分野的，有些方面其实人文学科和其他学科的联系比人文学科内的联系更紧密，eg.埃德加.莫兰的研究就相当启智和精彩！可以看一下《思想的起源》一文。另外还有《艺术与物理学》“第一推动丛书”都很正——虽然只是看了《思想的起源》，其它都是听来的。 4.反省 题了很多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而且思路不甚清晰/整齐的问题，见笑！我也没有学什么历史哲学，呵呵！也许并没有针对我要飞同学的文本，请楼主见谅！ ? ? ? ? 发贴而不回，非礼也。故又来凑几句。 Ono做了“对问题的发散”的第一人，呵呵，这样贴子的范围就不用这么狭窄了。 第一点看得半明半懂。逻辑跳跃好大，如果能详细点阐释更好。为防误读不多评论。 不过稻草下的珍珠同学认为“倒放电影”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问题。Ono认为“倒放电影”的本身可以引申为一个比较历史的问题。比较不但是时间、空间或者历史元素这些方面的横向的比较，古今历史（价值）观也在此种捣鬼。感觉都颇有启示。 第二点，“对鸦片战争这类“热点”问题的探讨大家都谋求面面俱到，深入分析。”我觉得不必存疑。虽然我觉得站在巨人肩膀上，我们研究会深入的，但这不代表我们要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鸦片战争研究”，涉及鸦片战争的方方面面。但我们可以搞一个课题。在这个总课题下，每个人可以有其问题意识。再引一段吧：“本项研究遵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途辙,将宏观作为探究的工具而不是表述的依托,读者高明,自然能够区分这些具体表述背后各自的“宏大框架”的当否高下。参与本丛书的各位作者,对此大义的领悟各有所长,或许不能尽相吻合。而他们的成果一旦独立,读者从中所领悟的也会因人而异,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景象。但这并不改变研究的初衷,作为开端,自有其承上启下的意义。首期丛书的出版,与其说是要提供样板,毋宁说是探索途径,显示一些方向性的轮廓,希望由此引起海内外同好的兴趣,加入到这一潜力巨大的探索中来,循此方向,贡献各自的智慧和功力,在提供具体研究成果的同时,使得研究路径和方法日趋完善。即使本计划完成之日,也不意味着相关研究的结束,而是向学人展现一片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同仁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又旨在提高思维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丰富思维的内容。——桑兵：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解说词最后一段 第三点，“我要飞是不是想寻求什么“可靠的”“确定的”评判标准呢？” 对这个印象，其实我是有警惕的。我在写这习作前就很清楚（至少是我认为我很清楚），我不是为了寻求“可靠的”“确定的”评判标准。在此可以拿出证据。 在本篇的“（六）两个典范”， 草稿本来是有那么一段的，后来给我删掉了。但电脑上还有存档，现在决定把它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拿出来。如下： 有次问徐坚老师“上课会不会只破不立？”徐坚老师回答，破的同时也是一种立，推倒了房子好建设。（但愿没太大的出入与误读），同时指出我这仍是高中时代追求标准答案的心态。 我几乎要承认确实有追求标准答案的心态，但却难于接受jx对破立关系的阐释。 对“倒放电影”而言，我确实感受到有只破不立后产生的一种情绪在弥漫。（至少可以参见论坛上kobechen，俊桦语）或者我们要的不一定是“标准答案”，而只是一个方向，不至于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大概表露我思考“倒放电影”的一点原始动机吧。我应该是在寻求一个研究方向吧。而我觉得那两个典范是很有启示作用的。当然，了解罗先生所认为的“倒放电影”理论也是很有用。 ? Ps.《思想的起源》《艺术与物理学》“第一推动丛书”，能给个具体的出版社，查找地点吗？在三升体育平台找不到啊。 ? 本人与在他乡有时吵着吵着觉得很多问题说不清了。我也担心自己会不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有误导，也请大家见谅加批评。 ? 无畏是因为无知。。。 ? 陈寅恪赋诗说话作文，往往九曲回肠，周折复杂，且好仿比兴法，将“为时而著”，“为事而发”[2]的本意隐于其中。若照字面直释，容易误会曲解。如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报告，通行解释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非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即解今典以通语境的了解同情，不能达“虽不中亦不远”的境地。 ??????????????????????????? ---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 ? 公认于史料最精博的陈寅恪，对此体会极深。他认为上古史料遗留不足，确证不易，反证亦难，加以所受训练主要不在小学，因而一反潮流，自称生平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虽然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提出了解移情，神游古人相同境界之说，实有寓贬于褒之意，而且其本人在史料不足处慎用此法。 ??????????????????????? ---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第四节 发现与发明 ? 在比较研究范围,陈寅恪虽也同意或不得不接受间架与术语使用舶来品的现实,还是有所保留.1933年初他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对其"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看似诩为"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实则认为汉魏晋一段中国哲学史难治,尤其需要用影响研究法厘清儒释道三教之渊源关系。 ??????????????? ---桑兵《近代中外比较研究史管窥———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析》 ? （注）54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2页。此语在陈先生未必是褒扬，盖多少让人想到他审查冯著上册所说的“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一语（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0页）。 ????????????????????????????????? ---罗志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