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必须发扬党执政兴国的根本优势

傅华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光辉文献。讲话科学总结了95年来党的伟大贡献、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党执政兴国的基本规律和独特优势。学习领会讲话精神，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党的领导，而党领导我们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无与伦比的根本优势。伟大贡献得之于根本优势，宝贵经验凝结着根本优势，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必须发扬以下几方面党执政兴国的根本优势。

一、彻底的人民性质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世界各国政党或多或少都在刻画自己的人民性质、家国情怀。比如，美国历届总统发表就职演说，都会把自己的执政生涯与“服务人民”挂靠在一起。理查德·尼克松就曾在美国国会山激昂陈辞：“如果政府必须做什么，就必须与人民一起做”；“没有人民，我们一事无成；与人民在一起，我们无往而不胜”。但是，由于特殊的出身背景、阶级基础、价值诉求，资产阶级政党从未将人民需要定位为自身核心利益。在他们眼里，人民只是“选民”，只有在选举、施政过程中才被当成一个政治符号反复利用，借此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同时掩盖党派、集团的利益动机。英国是政党政治的发源地。托利党出身于土地贵族和上层英国教徒阶层，而辉格党也以“古老而傲慢”的地主贵族为自己的主要阶级基础。脱胎于此的保守党、自由党以及后来新出现的工党，只不过在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又三升体育平台地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的诉求。政党政治的早期图景，折射出一切资本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政党与全体人民分离，党性与人民性割裂。

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孕育、诞生于人民特别是底层大众、无产阶级之中。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联合体，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地拥有人民性质。随着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断壮大，这种性质愈益彻底而深刻。因此，彻底的人民性质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禀赋、天然优势。这种“彻底性”集中表现在：

其一，始终坚定地站在人民立场上。95年来，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视自己为人民一份子，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党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倾听人民呼声，顺应人民需求，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其二，全心全意地代表人民利益。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将党规定为“无产阶级从事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党的性质被表述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十六大重新审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肩负的时代使命，与时俱进地深化、升华自身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相反，资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利益永远停留在贵族、富人、精英和政党自身。为了政党、集团利益，他们可以罔顾“最广大人民”。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士·麦迪逊曾这样概括美国的“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三，无私地为人民奋斗、牺牲。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持续奋斗在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甘于奉献，不怕牺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光辉品格、政治定力，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无法复制的精神资源。

彻底的人民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因此也内在地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正当性、必然性。与人民在一起，党便拥有了不竭的力量源泉；而一切为了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便获得了永恒的价值支撑。

二、科学的民主观念

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和根本方法。发扬人民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色。

归纳起来，当代中国民主的典型形态有三个：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三者有机结合、相互统一，科学而完整地演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涵、主题和价值。

不可否认，千百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为“民主”的实现形式探索、创新，三权分立、多党制、代议制、普选制……如是等等。然而，实践证明，形式上的繁文缛节并未能传达这一制度建设的原旨初衷。法国思想家皮埃尔·贝尔谈到古典民主榜样雅典时说：公民大会喧闹不已，派系撕裂城邦，暴烈无知群氓将最有智慧的公民判刑。柏克也曾诅咒法国“纯粹民主制将是世界最无耻的东西”。事实上，西方思想家、政治家从未停止过对“民主”的反思和诘问，从柏拉图到哈耶克，谈起“民主”都有一副忧郁表情。当然，民主暴露出来的消极面不完全来源于这一制度本身，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政治弊端即“维持少数人利益”在民主这一形式上的暴露。因此，马克思曾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举比喻成“跷跷板游戏”，认为它只不过是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轮流统治提供机会。“对于选民来说，选举仅仅是让被压迫者几年一度选择新的压迫工具”。

很明显，把西方民主当作普世原则、治国圣方，是缺乏实践认知和历史常识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中国开创了“人民民主”的新篇章，从而让“民主”从观念到实践都呈现出科学和理性。揆诸事实，人民民主的科学性质突出地表现在：

其一，尊崇人民的真实意志。一方面，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能够参加选举、投票以行使权力；另一方面，重大决策前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集思广益、凝聚共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统一，实现了对民主理念和方法的建设性创新。西方推崇的一人一票制度，不仅会因政党、院外游说集团的操纵而失真，而且这一制度本身在逻辑上就有着无法自我修复的纰漏：从经济学角度看，投票即参与公共政治，必须在信息对称状态下完成；选举人投票前应当采集信息即对被选举人或即将决策的重要事项的背景、价值和风险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评估，而这种了解和评估需要时间、精力和资金即成本。由于无人支付这些成本，选举人便可能出现“不投票”、“乱投票”等行为；从数学和统计层面分析，简单的数学归纳并不能反映政治决策的复杂动机和诉求，即使使用大数据结果，也只能呈现事物彼此间的关联程度而非确切的因果关系。投票率、得票率有时候反映了公民的真实意志，有时候却又掩盖了他们对国家事务的本来意愿和理性判断。这种把复杂政治简单化的结果是，一些人投完票便后悔不迭，一些人的合理诉求被数据假象无情否决。美国当代史学家雅克·巴尔赞这样评价西方选民：“他们对自己政府形式大吹大擂，但对他们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却只有鄙视。”用政治学方法观察，公民参与政治的前提是他们要具备公共立场、大局观念和政治兴趣。个人念头的集合并不自然形成公共需求，私人利益的相加也不一定等于公共利益。人人享有的均等权利一定是体现在他们不可剥夺或损害的根本权益上。这种权益不一定依靠亲自参与来实现。如果因不了解情况、没有相关经验作依据投票而形成错误决策，事实上便可能构成对人权的践踏。希特勒高票当选为纳粹德国最高领导人，对全世界来说难道不是一个沉痛教训么？

其二，凝聚社会发展合力。反复协商、真诚沟通，把不同地区、不同阶层、有着不同诉求的利益主体发动起来，彼此倾听、深度交流、综合分析，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共商国是，这便从根本上规避了纷扰、扯皮和“多数暴力”。亚当·斯密说过：“人们所以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是因为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可以取得重要地位，所以，国内派别活动和野心活动，就在于此等领袖人物不断地互相攻击别人的重要地位，保卫各自的重要地位”。一语道破西方政治的奥秘。

其三，谋求治理效用最大化。人民民主的要义在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同时，党依靠人民带领人民不断创造，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共同迈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制度好不好，效果说了算。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已稳坐世界第二的交椅。因之，毫不夸张地说，人民民主是汲取民智、涵括需求最广的制度，是摩擦系数、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是认同基础、发展效率最大的制度。

科学的民主观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兴国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思想成果，它吸收了西方民主思想的精华，更展现了中国实践的经验和智慧。这种观念的实践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人类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关键成果之一。

三、一贯的信仰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得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理论和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中国共产党1921年宣布成立，它的第一个纲领便是宣称要组织工人、农民、士兵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府，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尽管在纲领中没有明确的文字说明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从纲领的内容看，它完全是以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共产主义未来追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种情况同样反映在中共七大召开之前的党章、党纲及其他文献中。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坚实思想基石。它对中国共产党的长久指导意义表现在：首先，它赋予党以理想信念。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揭示了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规律。“革命理想高于天”，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执著追求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底色和精神之钙。其次，它阐明了党的核心价值：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追求物质丰富、文化灿烂、身心自由、社会和谐的美好状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对这一价值的阶段性表达，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确立了心灵坐标和行为尺度。第三，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实践与认知等关系，揭示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矛盾运动和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使共产党人找到一把开启自然奥秘和人类社会发展机理的金钥匙，找到一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工具。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重视价值体系的构建与阐发。美国《独立宣言》第二部分重点强调了自然权利和主权在民思想，倡导人人生而平等；法国《人权宣言》吸收18世纪启蒙学说和自然权力思想，声言“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由此发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不绝于耳，俨然成为西方世界价值宣言的共同追求。然而，事实并不那么简单。西方政治中的选举驱动、匆忙承诺现象让眼前利益主宰了政客和选民的动机和选择；两党轮替或多党争锋以及由此诱发的激烈党争，把共同价值急剧地异化、分解为种种相互矛盾、对抗的派别版本，社会思潮不仅多元，而且分裂；由于没有一个主体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负起完整责任，国家蓝图、民族愿景往往碎片化为个人梦想、企业追求。一个有趣的悖论是：如果两党或多党价值观趋同或一致，那么，政党竞争和轮替便毫无意义；如果两党或多党没有共同利益或政治观点相左，那么，每一次轮替必然是对社会共同价值的撕裂和颠覆。“否决型”政体、“对抗型”民主实质上是由集团私利而诱致的变态政治。

中国共产党95年历程以其成功实践，超越了西方政党政治的上述悖论。党成功执政67年并将长期执政，关键在于它拥有并珍视支撑、引领自己不断前进的思想法宝、精神源泉，即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著的信仰。一贯的信仰追求，使党能够始终以笃定的政治信念为伟大事业持续奋斗，不忘初心，敬终如始，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代接着一代传，“一张蓝图绘到底”；能够让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在凝聚全党力量的同时团结全体中国人民；能够赋予执政理念和方式以科学、稳定、可持续性，从而保证执政效应的最大化。

四、非凡的自我革新

中国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从革命战争年代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到现在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相结合；从延安整风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党一直以自我革命的非凡勇气，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行为作斗争，锤炼党性，修正错误，与时俱进。

革新的目标在于完善。惟其完善，方可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性，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用零容忍的态度反腐倡廉、拒腐防变，构成党的建设的主题和重点。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党牢牢把握自身建设基本规律，不断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问题为导向，以使命为引领，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大危险”，从而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看看西方政党。它们大多围绕竞选而聚合，依靠政治兴趣而抱团。虽然他们竞选时提出理论纲领、竞选政策，但大多为竞选目标所局限，虽然雄心勃勃、热血沸腾，但是他们不管长远和根本，每年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的核心任务只是选举动员。他们主张开放建党，因而大多没有严格的党员标准和入党门槛，想来就来，说走就走。英国保守党交几块英镑便能入门，美国两党只要投他一票就成它的人，而法国一些政党往往是发一个公告，周六巴黎第几大街，路过的行人想入党就在桌子上签个字。德国现在搞项目制党员，以单个活动为载体吸引“短期”党员。虽然一些党派也有制度、纪律和处分规定，但大多西方政党组织关系松散，只依靠少数政治精英和政党领袖进行组织运作，不强调党内成员之间的一致性和整体性，甚至根本不重视基层党员。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加拿大的自由党和进步保守党等等莫不如是，头重脚轻，不接地气。

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实现了自我革新，其独特方法和非凡意义表现在：与时俱进、坚持不懈地推进理论创新和思想政治教育，党因之而找到了为伟大事业奋斗的动力机制；持续深化组织建设特别是把党的支部延伸到社会每一根神经末梢，党的领导便拥有了广泛、可靠的响应体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使党获得了祛病疗伤、激浊扬清的纠错能力；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特别是经受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外部环境等严峻考验，使党逐步积累、不断磨砺、持续升华自身的执政素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共产党以“先锋队”、“战斗堡垒”、“先锋模范”定位、造就自己的组织和党员，因而让自己始终葆有卓越的能力和品质，始终能够对时代问题和挑战作出正确的解答和回应，始终具备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资格和条件，而这一切，恰恰是党彻底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执政周期率最可靠的保障。

（本文作者系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

青年学者要勇于担当时代赋予的使命

王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他还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这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新一代青年学者，提出了使命要求并寄予殷切希望。当代青年学者是无比幸运的一代，同时也是责任重大的一代。

时代助力青年学者“轻装上阵”

出生在1980年代的新一代青年学者，正在成长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的一支生力军。这一代人的特点是，成长、求学、思想成熟的历程与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同步。当这一代人开始登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舞台时，中国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世界越来越重视中国发展的经验。从这个角度看，“80后”学者是中国第一代无须背负“落后国家”心理包袱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业的起步期就可以平视世界同辈，可以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而“轻装上阵”。

青年学者具有全球视野。青年学人拥有三升体育平台的机会出国留学或旅游，具有更为开阔的全球视野，可以从更为宽广的观察视角，深深体会到在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作用。同时，具有全球视野的青年学者，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世界，比较善于用中外都能听懂的话语述说中国故事，不会认为西方话语就是金科玉律，也不会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更不会丢掉自己的主心骨。如果再能够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把握时代的潮流，用中国自己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阐述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以及背后的制度安排，就一定能够增强中国的学术软实力。

青年学者价值观更包容、更自主。全球化浪潮席卷社会各个领域，逐渐打破地域国家间壁垒，实现了不同文化和思想的汇聚交融，使青年学者有机会撷取全球思想文化的精华，产生了具有包容的思想价值追求。同时，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应用普及，使得“80后”青年学者与前辈相比，对社会和世界有更为自主的观察，更加善于利用科技手段解决现实问题，借用互联网思维让中国故事“走出去”。

青年学者富有创新意识。“80后”这代人的成长轨迹与改革开放同步。在革故鼎新的大环境下，青年学者养成了革新求变的意识，反对因循守旧，青睐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具有敢为人先的锐气、继承并超越前人的雄心壮志。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大有所为的时代，青年学者要加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别具特色和优势的哲学社会科学，用创新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话语，讲好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

为什么青年学者如此“晚熟”？

当下中国学术界已涌现出不少后起之秀，但比起上一代，或更年长的前辈学者，新一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成长速度还不够快。比起国际先进同行，中国青年学者的成绩单并没有得高分，在有的研究领域，劣势还比较明显。

当下西方学术话语霸权对青年学者的影响极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必须注意到在学术繁荣的背后，中国本土学术话语遭遇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压制和束缚，诸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主流话语，大多来自西方话语，中国印记少之又少，已经成为西方话语的“跑马场”。有一些青年学者被西方学术霸权所裹挟，热衷于西方学术概念与思想，简单承袭或搬用西方话语解读中国特色的发展实践，可谓“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这是当前青年学者“晚熟”的重要原因。新一代学者要反思中国学术话语的“主权让渡”现象，要研究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但决不能数典忘祖，要有理论自信和自觉，勇于正面回应来自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和质疑。

目前中国多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带头人，在他们的青年学人时代，就已经颇有建树。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城市改革，上世纪9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应对与2001年“入世”谈判等，都有青年学者的身影，立下汗马功劳。欧美发达国家的青年一代学人也令我们汗颜。“欧元之父”蒙代尔32岁出版了寻求经济一体化下最优货币原理的代表作《国际货币制度：冲突和改革》；2014年全球最火经济著作《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出生于1971年，35岁时就创办巴黎经济学院。相比之下，中国青年一代学人缺乏力争上游的紧迫感。中国的学术未来属于年轻一代。青年学者要树立“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信念，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在社会浮躁的背景下，现有的学术考评机制功利化，一些青年学者为了达到评职称的标准，热衷于拉关系，跑课题，进行“学术创业”，不能做到静心专研，疲于应付，像极了“蜗牛角上争名利”。一些学者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变得庸俗。同时，青年学者备受“学术潜规则”之苦，没有关系门路，就很难搞到课题项目；没有课题经费支撑，意味着没有团队支持，只能独自闯天涯，很难出科研成果，评职称就会受到影响；没有较高的学术头衔，反过来又对争取课题项目造成影响。相关部门应当多关心青年学者一代的成长，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解决青年学者的后顾之忧，而青年学者则应坚守学术理想，对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保持警惕，真正静下心来搞研究，所作所为要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青年学者如何才能不负时代？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青年学者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集源远流长的厚重历史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特征为一体。青年学者不仅要传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优秀文明成果，也要深刻总结近现代中国发展历程，尤其是要高度凝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伟大实践。20多年前，年仅37岁的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抛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一举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学者。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判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但福山敢为人先、勇夺话语权的方法却值得借鉴。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认识到，西方理论不能解读中国实践，中国要努力形成自己的国际话语权。总之，青年学者要培养全球视野和现代意识，具有思接古今、融通中外的视角，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更好地揭示哲学社会科学所具有的中国特色。

青年学者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实践问题。中国敢于改革、善于改革，永不僵化、永不懈怠，对人类文明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独特的经验与财富。这正是新一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可能超越前辈、超越西方的现实根基，也是新一代学者坚定信念、扎根本土的时代条件。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国际格局发展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中国脱贫人口占全球同期90%以上，最终让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繁荣稳定的中高收入经济体中，并且通过“中国制造”为全球普通大众创造前所未有的“商品民主”。如此伟大的成就，新一代学人更应研究好、总结好、发扬好，让中国经验影响全世界。

青年学者要为改革发展决策提供智力支持。青年学者应不满足于从学术文献中找选题，要积极从社会实践和政策文本的不足中发现真问题。当下，中国改革进入了极其复杂、极其艰难的时刻，各类问题层出不穷，急待青年一代学人尤其是智库学者发现真问题，资政建言，推动解决真问题。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我们仨》

作  者：杨绛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简  介：

2003年，92岁的杨绛以苍凉之笔写下这句话，将对丈夫钱钟书与女儿钱瑗的爱与追忆、对身世沉浮与人世沧桑的了悟，绵绵浇筑成了一本《我们仨》。13年后的今天，105岁的杨绛溘然长逝，亿万读者只愿“我们仨”在天堂团聚。

　　人们对“我们仨”，有一种持久的注意力和绵长的牵挂。1997年和1998年，钱瑗与钱钟书先后离世；在其后的十几年中，杨绛一直过着“大隐于世”的生活，与舆论保持着距离。但这个静默的中国学人家庭，却一直存在于人们的视线当中，并被当成了一种文化象征。

无数人从这个家庭的故事当中学会怎样观物处世、如何为人为文，学会了什么是爱与体恤、什么是坚韧和超拔。即使在最疲累和琐碎的生活里，这个家庭与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也都为自己保存了一个典雅的精神世界，并始终保持着超拔于日常生活的丰赡与从容。

无数人从这个家庭的故事当中，懂得了什么是喧嚣盖不住的平静，什么是外物夺不走的自由。杨绛的人生经历了跌宕起伏，有负笈游学之难、有去国怀乡之忧、有社会动荡之苦、有亲人离世之痛，但却始终保持着自由、淡定和宽容的人生态度。

无数人从这个家庭的故事当中，看到了属于中国学者的情怀、风骨和品格。杨绛百年的人生，记录着中国的百年历史；大时代背景下的“我们仨”，见证了一代学人的命运和追求。即使是在最动荡的时代里，这个家庭仍然保持着“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平静心境和静水流深的治学精神。